中国金融博物馆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中国正在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和金融大国,公民金融素质是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深层基础。金融教育的水平和普及程度将决定中国金融未来发展的质量和能力。中国公民迫切需要全面的金融素质教育，全社会都肩负着努力推动现代金融意识的启蒙和金融教育普及的责任。

　　中国金融博物馆自2010年6月开馆以来，致力于推动金融启蒙和金融教育,分别在天津、苏州、北京三地创建了三座专业的公益博物馆。三年里接待了15万参观者，同时,通过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和艺术中心等平台邀请商界、政界、学界和艺术界的名流与普通大众对话,普及金融历史和文明知识,使得几千万人通过见面、微博和视频获得信息。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整个社会对于金融知识的渴求和传统体系提供的教育资源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

　　金融改革向哪个方向去努力？提升国民素质，造就公民福祉是唯一的选择。其中，金融问题是重要的构成。积累财富是福祉的目标，打理财富则是金融服务民众的主要功能。由此引起了我们的一个深思，中国的百姓需要怎样的金融知识和素养以满足对家庭和社会不断增加的财富的管理需求，同时，社会应当提供怎样的机会和形式让百姓可以得到金融素养的提升？站在全球化的视角，金融博物馆在与欧美国家金融类博物馆的馆际交流和相应研究机构探讨的过程中，了解到部分国家已经在多年前开始了对本国国民的金融素质提升的关注，他们通过一系列的调查来不断了解本国公民素质的构成和动态变化情况，并且站在国家的层面有意识地引导和培育本国公民金融素质的提升，因为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有一个金融素质高的民众基础，经济运行才会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发展后劲。

　　为了解中国公民的金融素质状况，中国金融博物馆借鉴欧美国家的经验，在2012年末启动了适合本土的公民金融素质调查工作。这一设想立即得到了刘明康、吴晓灵、金琦等金融界资深专家的鼓励和支持，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也作为本次活动的共同发起人，开始了面向全国的调查活动。

　　调查活动的组织

　　中国金融博物馆与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共同在2012年12月召开的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年会上宣布启动首次调查。整个调查工作分为五条路径同时启动。

　　第一，设计调查问卷。由中国金融博物馆组织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师生，根据调查目的设计出调查问卷的基本内容并进行多次实际测试后确定，本次调查的指标设计，重点围绕以下六个方面反馈被调查者的金融素质：1.对金融知识的自我认知情况；2.对金融知识的了解程度；3.对金融产品的理解和接受程度；4.金融理念和习惯；5.金融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6.金融教育的普及程度。问卷由两部分共17个测试项组成。

　　第二,征集调查员。通过媒体宣传和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年会两个途径征集参与调查的志愿者，志愿者分为机构和个人两种类型，分别有16家机构近500名师生员工和112名网络报名的个人志愿者参与本次调查活动，调查范围覆盖全国28个省市，历时1个月完成近一万份问卷调查任务。

　　第三，规范制订。由中国金融博物馆完成本次调查的培训材料、调查要求、实施细则等一系列实施文件的编写。

　　第四，统计分析。与天津市统计局合作，对本次调查结果进行录入和统计分析，使用统计分析数据系统来进行统计并形成调查结果分析报告，完成了中国国内第一次针对公民金融素质所进行的调查活动，填补了我国在此方面的空白。

　　第五,组织与质量控制。条线是与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紧密配合，从组织管理、时间进度、质量保证等几个方面同步监控调查活动的推进情况。

　　对统计结果的初步分析

　　（一）对金融知识了解的分析。中国金融发展的过程带动了全民对金融的关注和学习,公民金融意识的普及和提高初见成效，在被调查样本中，对金融知识的了解呈现普及态势，显示出全民金融意识的提升。

　　调查数据显示出几个比较有典型意义的结论，第一，城镇居民对金融知识的了解和掌握程度远高于农村，尤其是在选择“非常了解”和“比较了解”选项时，城镇居民的比例比农村居民高出近6个百分点。这说明，今后，金融知识普及的工作应当更多地关注农村，尤其是对于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广大农民，缺少金融知识的支持，会严重影响财富的积累和支配水平。但是，此项指标还有一个积极的意义——几千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农民，也开始关注金融知识；第二，男性群体对金融知识的了解程度要略高于女性；第三，按年龄分布，31岁至40岁人群对金融知识的了解程度最高，而最需要进行养老规划的60岁以上人群对金融知识的了解程度较差，最差的是14岁以下人群，不了解的比例高达81.2%。这种状况给予我们一个警示，未来十年将作为中国经济主力群体的少年，拥有着最贫乏的金融知识，恐怕难以胜任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强国对公民金融素质的需求。

　　（二）对于金融知识理解方面的分析。为了解公民对金融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调查选取了几个有关利率、汇率、金融工具等方面的问题。因利率是一般金融问题的核心，关注利率的变化以决定理财行为应当是最基本的理财要求。本次调查把利率知识作为一项考量内容，设计的利率计算单选题为：

　　假设您在银行存了100元钱，银行利率是每年2%，那么5年后，你的账户里将有多少钱？

　　A、大于110元

　　B、110元

　　C、不足110元

　　D、不知道

　　这样一项指标的调查结果显示：第一，能够理解并关注利率变化的，占到86%，缺少利率基本知识和选择不知道的，占比25.2%；第二，城乡比较，城市居民利率知识准确性高于农村，农村中，不能正确选择的比例高达26.2%；第三，低龄群体中，利率知识最贫乏；第四，文化程度越低，对金融知识的掌握越差；第五，金融知识总体水平偏高的群体，在学历、年龄、职业上呈现正态分布。

　　此项结果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一个几乎关系到每一位公民理财基本选择的问题，不能得到被调查对象的高比例正确选择，足见社会民众需要的金融知识不只是高端理财的复杂选择和判断，而首要问题是让所有的民众具备最基础的金融知识以提高打理财富的能力。

　　（三）对风险收益理解的分析。根据调查结果，我们得出了如下的调查结论：

　　第一，全国居民对于风险收益的理解程度严重不足。根据统计结果，能够准确了解风险收益的占44.60%；而对风险收益不了解的居民占55.40%。从数据上看，能够准确了解风险收益的被调查者占比低于50%，说明我国居民对于风险收益的理解严重不足，我们的金融普及教育要注重加强对于风险主体的教育。

　　第二，风险收益理解程度城乡差别较大。调查结果显示，城镇居民对于风险收益的理解程度明显高于农村居民。其中，能够准确理解风险收益的城镇居民占48.30%，而农村居民该项数据仅为35%；缺少对风险收益准确理解的城镇居民占51.7%，相应农村居民为65%。结果显示，城镇居民在风险收益方面的知识要优于农村居民。这与农村经济发展滞后、金融机构分布少以及金融教育较为缺乏都有关系。

　　第三，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因素显著影响居民风险收益理解。根据调查结果，年龄因素在风险收益理解上，呈现了两头低，中间高的分布状况。其中14岁以下与55岁以上居民对于风险收益理解程度低，而20-30岁、31-40岁、41-55岁年龄段居民对于风险收益的理解水平较高，但总体水平不乐观。在文化程度上，风险收益的理解水平随文化水平程度上升而增加，其中硕士研究生为能够正确理解风险收益的人群中几个文化程度段中最高的一个。在按职业划分中，公务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对于风险收益理解程度最高，其他职业最低。

　　对中国公民金融素质

　　普遍水平的基本判断及建议

　　通过统计数据的初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关注民间金融教育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紧急任务,没有与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相匹配的公民金融素质，就不具备经济发展的广泛社会基础。

　　目前，依靠学校专业教育这样一个单一途径来提升公民金融素质的路径，形成的是一个较小的国民金融素质提升的覆盖面，从本质上讲，提高全体公民的金融素质，全社会都负有责任，其中，学校、博物馆和各家金融机构应该是知识普及的重点，而且各有侧重，对博物馆应该有更多的扶持，毕竟博物馆的开放式教育可以惠及更多的民众。

　　通过本次调查的数据统计分析的结果，对提升公民金融素质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金融教育既要依靠学校教育，更要关注市场化推广。市场化推广的含义，是通过营造可以自主选择的受教育的时间和形式，为有此方面需求的公民提供有选择、有目的的接受金融知识的路径。全社会都应当关注和参与此项事业。

　　目前，我国的金融专业教育主要依靠学校的系统化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可以胜任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需求，通过长期系统的学习，这部分人的金融素质基本可以达到从业的水平，但是，普通民众的金融教育谁来担当，非金融机构的人也十分需要接受金融知识教育，在此方面，金融博物馆这样一个公开的教育平台，可以用灵活的方式面向全社会普及金融知识。

　　学校教育和博物馆的知识传播相比，各有其特点，学校教育的特点是四定：实施教育的时间、教育的内容、接受教育的对象、教育的形式，都是按照既定的计划按部就班地进行。

　　金融博物馆的特点是四动：教育形式灵动，教育内容根据对象调整变动；教育的对象不固定；时间长短可根据需要设置。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普通民众的金融素质教育，也需要依靠类似博物馆这种公益性、公开性、可反复学习、内容紧跟当前形势的教育途径。由于公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自主选择接受教育的内容，所有的金融机构和学生都可以定期到博物馆培训，目前中国金融博物馆所推出的理财训练营、投资沙龙、大师讲坛、读书会、金融会客厅等活动，都是围绕不同群体、不同知识需求所定制的知识普及形式，并初步形成可以在全社会持续推进的范本。今年3月底，由中国金融博物馆和中国钱币博物馆共同发起，筹备成立中国货币与金融博物馆联盟，目前共有国内各地的16家博物馆加入，通过这个联盟，有望在普及金融知识方面发挥博物馆服务社会的整体效应。

　　第二，中国的金融教育要学习先进要与国际接轨，要有全球化视野。国际上，经济发达国家的政府一直把公民金融素质的提升放在重要的位置，以期获得良好的经济发展的人文环境，没有高素质的公民基础，难以有高水平的经济发展环境和经济质量。打开窗口与国外同行交流，就会知道我们的差距和努力的方向。中国金融博物馆通过参与筹备全球金融博物馆协会，注重与国际上金融博物馆馆际间的交流和金融教育机构的合作，与国际接轨接受新知识融入新体系，借鉴经济发达国家在金融知识普及和推广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和全球同步共同推动大众金融素质的提升。

　　通过关注本土公民素质的现状和变化态势，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教育方式，包括社会化教育的途径和模式。

　　对公民的金融素质教育，应该是全社会、多途径、多形式、全覆盖地进行。知识普及的形式，不能囿于课堂教学，更不应当只关注年轻的学生，而应当借鉴经济发达国家全民教育的模式，采用全新的理念和方法，教育的对象要从小学生一直到退休后的老人，教育的地域要覆盖城市和农村，教育的形式要灵活多样。目前，中国金融博物馆和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已经开启紧密合作的进程，争取在提升公民金融素质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第三，在整体的金融素质中，对全体公民的风险意识教育迫在眉睫。金融风险会对经济的健康发展形成巨大冲击，是引发经济危机的主要推手，金融运行存在风险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但是，如何认识风险、规避风险、化解风险，要引起全社会的足够重视，这也是公民金融素质教育的重点内容之一。

　　金融机构在推出新的金融产品和理财工具时，重点宣传的是优点和收益，很少主动向消费者进行风险提示，导致公民对金融风险观念淡泊，全社会缺失风险规避意识。从调查反馈的数据也清晰地反映出这种状态。公民的财富管理一旦发生风险，首先的反应是无言无助，其次是发泄愤懑，再次就是找政府要讨个公道，唯独不反思因自身风险意识缺乏所应当承担的责任。长此下去的逻辑循环是：金融机构推出理财产品时回避谈风险——公民缺少风险规避意识和能力而投资——发生风险往往由政府出面一揽子解决——由此形成金融机构和公民对风险的发生都缺少敬畏之心而循环往复，风险积累愈演愈烈。

　　市场经济运行的核心在于把选择权交给自由的消费者，但是，当消费者面对多种选择时，毫无风险意识的结果就是风险的加剧和损失的发生，必然会造成严重的社会恶果。

　　由此可见，提升中国公民的金融素质，是历史的使命，是全社会的责任，也需要倾尽全社会的力量来推动此项事业。金融博物馆在其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在成为推动中国公民接受金融知识提升金融素质的重要力量。